女性受戒治人之毒品戒治、預期的母親角色和再次使用毒品之研究(上)
臺北護理學院講師 張瑋心譯
壹、前言
本篇文章係有關女性受戒治人再次進入社區時，對毒品使用的再犯率和復發經驗之分析；並且將已完成工作釋放社區計畫、和進入該處遇但是沒有完成此社區計畫、及未接受此社區計畫的三種婦女做比較。此外，本文亦將探討出監後期望與子女同住及沒有與子女同住的婦女的差異。完成處遇計畫的婦女，在出監後的前18個月，較有自我控制的行為與思想，較不常使用毒品，並儘可能保持在不被逮捕的狀態。期望與其未成年子女居住的婦女較有強烈的意願去參與戒治計畫，但是在戒治經驗和背景因素控制的情況下，母親角色的期望對於再次入監的結果並無直接影響。
在2004年年底，美國聯邦和州立監獄有將近150萬個收容人，其中近7%是婦女(Harrison & Beck, 2005)。這樣的比率雖然不高，但事實上在1995年至2004年間，女性受戒治的人數增加了65%，高於男性收容人，這個數據告訴我們，這是個不容忽視的議題。女性主義犯罪學家評論女性收容人的增加，係因婦女受到國家「毒品戰爭」不成比例的影響，其增加毒品犯罪者的逮捕和起訴，甚至對持有相當少量的毒品者處以最低的強制刑期(Bloom,
Owen, & Covington, 2004; Chesney-Lind, 1997, 2002; Radosh, 2002)。在1997年，聯邦監獄中有74%的婦女、州立監獄有35%婦女因毒品而被判刑
(Mumola, 2000)。雖然2004年婦女因毒品犯罪入州立監獄的比率有些微下降至32%，但這個數字還是比男性因毒品犯罪被判刑的比例高出52%(Harrison
& Beck, 2005)。這些毒品犯罪者傾向於持有毒品和進行低階毒品交易等活動。根據司法統計局的調查(2000; Persons
Under Correctional Supervision System)，毒品犯罪者的總成長中，女性收容人(33%)幾乎是男性收容人(19%)的2倍。
從比較收容人的人口反應出，男性和女性收容人多為黑人和西班牙裔美國人；他們的教育程度多在高中以下；且在入監前，通常是失業或低薪的工作者(Brewster,
2003; Danner, Blount, Silverman, & Vega, 1995)。然而，在其他方面，較重要的是：女性收容人比男性收容人更易有獨特的生活經驗和戒治需要(Danner
et al., 1995; Greene, Haney, & Hurtado, 2000; Holtfreder &
Morash, 2003; Peugh & Belenko, 1999; Radosh, 2002; Weitzman,
1998)。女性收容人較常在暴力和父母親濫用毒品的家庭中成長(Gilfus, 1992; Snell, 1994)。並且有許多女性收容人指出，在她們被監禁之前曾經遭受身體和（或）性虐待(Marcus-Mendoza
& Wright, 2003; Moon, Thompson, & Bennett, 1993; Owens,
1998; Pelissier & Jones, 2005; Singer, Bussey, Song, & Lunghofer,
1995; Snell, 1994)。更重要的是，女性收容人在監禁前可能是子女的監護人，她們期望出監後能夠重新照顧子女，然而這個期望總是不被諒解(Bloom,
1993; Government Accounting Office, 1999; Harm & Phillips, 2001;
Mumola, 2000; Pelissier & Jones, 2005)。由於這些因素，使得女性受戒治人容易消沉、憂慮並導致創傷症候群的情況(Anderson,
2003; Marcus Mendoza & Wright, 2003)。Greene等人（2000）在訪談女性收容人後發現她們，她們為了消除這些創傷的生活經驗，便開始酗酒和使用毒品。然而，濫用藥物只會更加痛苦，使其陷入經濟困頓、虐待關係、觸犯刑事司法、並與子女分離。
研究員和政策領導者，要求特殊性別矯治的戒治計畫，以符合因毒品被監禁婦女的需要，他們並強調計畫的需要應著重在將婦女視為母親和照料者的角色(Alemagno,
2001; Chesney-Lind, 2002; Enos, 2001; Farrell, 1998; Greene et al.,
2000; Koons, Burrow, Morash, & Bynum, 1997; Pelissier &
Jones, 2005; Peugh & Belenko, 1999; Radosh, 2002)。但不幸地，可獲得的毒品與酒精問題的矯治處遇，遠不及於一般性公文記載所需要的處遇，而女性矯治機構提供給女性的處遇計畫，則是遠低於提供給男性的
(Anderson, 2003; Baugh, Bull, & Cohen, 1998; Belknap, 2000;
Chesney-Lind, 1997)。終於，有一些評估婦女矯治藥物濫用的處遇研究可供參考。但是我們仍未能了解哪些戒治計畫是有效的，而且我們難以得知身為母親角色的女性犯罪者和參與藥物濫用處遇計畫以及再次入監的經驗是否彼此間有關連(Brewster,
2003)。這個因素造成了一直是為男性犯罪者所規劃的戒治計畫，在鮮少或未經調整之下就直接轉移給那些有特別需要或特殊狀況甚至是母親的女性犯罪者。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指出了藥物濫用處遇計畫的評估結果，這個處遇計畫是提供給從德拉瓦州監獄釋放後並參與6個月的工作釋放計畫的婦女。我們檢視了該年從監獄釋放後再次使用毒品和再次被逮捕的收容人。為了要探索處遇的效果，我們想了解期望恢復照顧角色的婦女，在完成戒治後，保持未使用毒品和未被逮捕的情況是否較為成功。在描述處遇計畫之前，我們先回顧文獻，關於女性藥物濫用受處遇者，若同時具有母親角色，在女性收容者藥物處遇中之作用。
貳、受監禁婦女的藥物濫用處遇研究
儘管有許多研究女性犯罪者的文獻提出，普遍的藥物濫用問題和適當矯治處遇計畫是需要的，但卻僅有少量研究去評估戒治的有效性(Kendall,
1998)。在一項關於女性犯罪者戒治文獻的綜合分析中，只發現4篇成年女性毒犯的藥物濫用戒治評估(Dowden & Andrews,
1999)。出人意料地，在綜合分析中指出，藥物濫用計畫與降低再犯無關。這或許是因樣本數的不足以及是透過密集與較不密集的藥物濫用戒治計畫相結合所致。
Wexler、Falkin和Lipton(1990)比較了紐約被假釋婦女的再次被逮捕率，她們曾經歷毒品社區治療(TC; Stay'n
Out)、監獄毒品諮商，或者沒有參與處遇。經卡方檢定指出她們與再犯者並無重大區別。將戒治組與諮商組比較，再次被逮捕的可能呈顯著差異(18%比29%)，但相較於未接受戒治組則無顯著
(24%)的成效。這樣的結果並沒有替參與毒品戒治的女性受戒治人背書，但沒有接受戒治的小型比較組(樣本數為38)也許會使結果產生誤差。研究誤差也有可能來自於，戒治組較未戒治組有更低的教育程度和更複雜的犯罪前科。在控制再犯風險因素後，多變量分析可能顯示了正面的戒治作用。終究，我們的評估受限於再次被逮捕和假釋撤銷狀態的資料；評估並未明確指出酒精或毒品使用的結果數據。
Prendergast、Wellisch和Wong(1996)發現，在加利福尼亞州機構完成毒品戒治計畫並接受六個月社區住宅戒治計畫的女性，在她們假釋後，較少使用毒品且有較成功的假釋結果。只有經歷監獄處遇計畫的婦女並沒有比未受戒治計畫的婦女有更佳的成效。結果顯示，毒品戒治過程如果能提供有關入監接受密集和長期的計畫經歷，也許能減少女性犯罪者的毒品使用和再犯率。然而，假設社區戒治是義務的，有利的結果也許能反映參與者對戒治計畫的承諾，而不是反映實際的戒治作用。
近來，在監獄中接受較不密集之毒品戒治計畫的婦女參與者，在後續12個月的期間當中，顯示出再次戒治的成效(Hall, Prendergast,
Wellisch, Patten, & Cao, 2004)。在控制其他干擾因子的研究下得知，處遇者較比較組的婦女有較少的非法毒品使用情況，而且他們再次入監的比率較低。出監後處遇的次數與後續12個月的就業狀況呈現正相關。
Dowden和Blanchette(2002)以加拿大被判刑的98位女性犯罪者為樣本，研究其毒品處遇計畫的有效性。這些婦女均在入監時被發現有藥物濫用的問題，58位接受毒品戒治者在平均21個月的後續期間，有較低的再犯率。然而，這項研究的限制在於研究員無法確切地掌握她們在出監後的實際藥物濫用情形。而且，在資料上並未能辨認所採用的戒治方式或所施行的計畫特徵。58位戒治的婦女經歷了各種的戒治形式，當中有許多是由加拿大不同的機關所提供。未來的研究對於這種以「黑盒子」之外的方式辨認戒治效率的具體要素是值得思考的。
Pelissier, Camp, Gaes, Saylor, and Rhodes(2003)分析了3年再次逮捕的假釋官方報告，並且以美國聯邦監獄中1,842名男性和473名女性為分析對象。他們發現男性和女性兩者，參與監獄的毒品戒治計畫有更長久的存活期間。如同Dowden和Blanchette(2002)的研究，戒治計畫在多個場所中提供了各種的形式處遇方式。
參、子女和毒品戒治
有關子女和女性毒犯相關的研究文獻中，提供了些許的矛盾印象，如子女是否促進或妨害毒品戒治。有些說法強調，母親角色是接受戒治的一個主要動機，其他的說法則認為，子女可能是受戒治人接受戒治，或者是順從戒治計畫的障礙。
Stephens(1991)以態度、行為、和關係等特徵，描述街頭成癮者的角色，其與父母親之間的關係基本上是不和諧的。這些特徵包括：缺乏社會關心、能掌控人際關係、財源開發以及與其他成癮者的互動。Stephens認為一般成癮者再次經歷街頭成癮者角色的壓力後，他們可能會減少對毒品的使用，父母親的關係也可能對他們產生相同的壓力。
Anderson和Bondi(1998)訪談男性和女性匿名的酗酒者、麻醉者，並且經由種族和性別角色探討濫用毒品戒治計畫的變異。婦女，特別是黑人婦女，道出了母親的角色是她們想要放棄繼續成為成癮者的主要動機。她們對於藥物濫用的疑慮通常受到其父母因素的影響，而她們亦恐懼子女們會離開她們身邊。同樣地，Enos(2001)採訪許多女性受戒治人，發現她們結束毒品與犯罪的主要動機也是子女。某些婦女承認若使用毒品會讓她們對於照顧子女有遺憾。然而，另一部分的人則認為使用毒品並不會讓她們疏於照顧子女，為支持這項主張，這些婦女指出她們設法隱瞞子女使用毒品，或當她們的子女有其他人照料時才會使用毒品。Enos所採訪的幾位婦女，甚至公開宣布在她們使用毒品後能提高對子女的照顧能力或改進耐心程度。然而，即使她們否認毒品的使用對子女有不利的影響，但他們仍參與戒治計畫，這項舉動不過只是為了向當局展示他們欲恢復母親角色的手段。
Prendergast等人(1996)指出，從加利福尼亞州機構的毒品戒治計畫中假釋，並申請住宿式戒治的婦女，其毒品使用率較低，且較沒有接受任何住宿式戒治的婦女被假釋的機會更大。研究指出，有17歲以下子女的婦女，在從監獄戒治計畫假釋後，較無法持續接受住宿戒治，也許是渴望能與子女早日團聚的因素，阻止了她們參加長期戒治更生的援助計畫。
由McCorkel、Harrison和Inciardi(1998)的一項研究指出，要求婦女在監獄中參與毒品戒治，或許是一個較易成功的條件，使她們提早被釋放以及與家庭團聚。毒品社區處遇計畫的過程評估亦指出，計畫的中途離開率達50%以上。退出計畫者抱怨他們未接受戒治，因為TC計畫未達到他們對戒治的期望，他們期待的是與一位專業顧問採一對一的方式進行。設法完成TC計畫的婦女也表示，計畫沒有達到她們對於戒治的最初期望。儘管有這些缺失，她們仍堅持完成計畫。出乎意料地，與退出者相較，完成者到BWCI登記的動機不同。而大多數退出者(72%)指出，他們參與計畫的主要動機是接受對毒品成癮問題的治療，而多數的完成者(83%)坦率地表示，他們主要的動機則是來自於刑期的減少。
雖然母親的角色也許能刺激用毒的女性犯罪者更理智，然而毒品戒治本身就是一個需要自我要求的事實，才能以母親責任來規範自我，進而完成戒治。這種困境在Richie(2001)有關監禁婦女與社區結合的研究中，由一個26歲的母親做出了說明，這個母親表示困境來自於工作壓力、毒品使用的機會、工作訓練計畫、出席不具名酒癮戒除會議、與她的假釋官見面及探視她的子女等。
Richie總結指出這名婦女的困境：「這些安排使她戒治失敗」。Brewster(2003)也指出父母角色和就業需要，說明了在奧克拉荷馬州監獄的女性受戒治人為何較有可能完成工作訓練計畫。
總之，母親角色似是而非地被描述作為毒品戒治的一個刺激和妨礙，這與文獻一開始的呈現並無矛盾。如果戒治不會延遲家庭團聚，母親的角色似乎是女性犯罪者參加毒品戒治的一個刺激因素。然而，出監後母親角色的責任雖然能使她們更理智，但也可能會與她們持續參與戒治計畫相衝突。
肆、檢視德拉瓦州工作釋放的治療計畫
這個被評估的修正型戒治計畫，是CREST處遇中心，針對多數從德拉瓦州監獄釋放的婦女，在參與六個月的工作釋放計畫期間的行為分析。在解說介紹後，那些受戒治人可以找到新的工作或上社區學校，但是他們在社區結合和工作當中有許多的空閒時間。雖然此目的在於協助她們能與社區重新結合，但對有嚴重毒品前科的犯罪者而言，卻是有風險和誘惑的。這些空檔也許會增加受戒治人重回毒品、犯罪活動的風險。但為做好社區處遇，CREST中心透過不同生活方式和行為模式的矯正，來促進個人成長。參與CREST中心的處遇者被與其他工作人口分開。CREST中心的處遇者比規律工作者有較長的熟悉環境期，並且當他們不工作時也參加戒治。
如同其他戒治社區，CREST中心意欲提供吸毒者一個完整的戒治環境，依其行為、態度，反覆灌輸正向的情感和價值觀。臨床職員包括受專業訓練和在社區處遇(TC)中接受輔導的吸毒者，故有些職員有雙重的「認證」。雖然臨床職員會處理並提供部分的服務建議，但TC計畫的意旨為相互自助。經由社區角色和社區生活，提供養生之道的重複和增強，TC計畫的過程在於為處遇者創造一種新穎且無毒品的生活方式。
由於CREST中心強調團體諮商和工作釋放，提供受監禁之男性和女性的環境情境治療(周圍環境治療意味著整個環境，包括每日生活習慣)，它最初並未著重於計畫中女性的母親角色。如同許多計畫，它開始是為男性設計的，但後來又加入了女性受處遇者，最後，因為有新的女性主管而增添女性職員，並且增加了女性床位。由於計畫的演變，母親和她們對子女的需要被合併至某一程度的戒治經驗裏。幾個星期以後，子女可以去探訪他們的父母，而且在家庭休假期間，父母也能回家探視他們的子女。偶而，子女和其他家庭成員亦包含在受處遇者的戒治計畫中。在小組會議期間，混合組父母的議題較婦女組更常被提出。
令人意外地，雖然許多的研究認為，TC計畫減少再犯率及受戒治人出監後的毒品使用(Inciardi, Martin, & Butzin,
2004; Knight, Simpson, & Hiller, 1999; Martin, Butzin, Saum,
& Inciardi, 1999; Wexler, Melnick, Lowe, & peters, 1999)，但有未發表的研究認為，TC計畫可能使這些女性犯罪者受益。大多數的評估研究只針對男性犯罪者(cf.
Eield, 1992; Knight et al,1999; Wexler et., 1999)。CREST中心的早期報告雖包含男性和女性受處遇者，但是性別僅作為控制變項(Butzin,
Martin, &Inciardi, 2002; Inciardi, Martin, Butzin, Hooper, &
Harrison, 1997; Martin et al., 1999)。關於79名女性處遇者的一個初步分析，並未發現其對毒品使用率或再犯率的減少(Farrell,
2000)，但這已是小樣本缺乏檢驗最佳效度的統計結果。Knight等人發現，德州男性犯罪者的戒治和更生處遇，僅減少嚴重犯罪行為和與毒品相關問題的再犯。如果女性犯罪者傾向於輕度的毒品使用，TC計畫模式對她們而言，或許是不適當的。
在未有決定性的結果前，有觀察員提出了關於TC計畫對於女性毒犯戒治形式的合適性與效力問題(Coletti et alk., 1997)。某些TC計畫提倡者甚至建議修改計畫，以吸引或保留女性受處遇者，並依據她們獨特的生活方式來提供戒治需要(Stevens,
Arbiters, & McGrath, 1997; Winick & Evans, 1997)。其中一項值得注意的建議是，在戒治期間，允許子女與母親同住，並加強訓練母親的角色和與子女的心理建設。Knight
及 Wallace(2003)指出，當母親接受住宿式戒治，並與子女同住時，家人亦可能跟隨戒治。Coletti和其研究團隊(1997)也建議，許多毒品婦女的惡習歷史、自尊問題和精神狀況更需要受到重視。
在McCorkel和其研究團隊(1998)的評估中，多數接受監獄戒治的婦女，並未完成TC計畫；中途退出者抱怨此計畫缺乏提供個人的諮詢且反對團體自助和周圍環境的情境治療，另外有受戒治人坦承毒品為家庭中的惡習經驗，亦認為此計畫中關於監督的部份是破壞而非幫助戒治。
女性受戒治人經歷性虐待的經驗，也許會使他們較易被分派到混合性別戒治計畫中。CREST中心的觀察員發現指控性的環境，女性受處遇者的人數遠超過男性(Mello,
Pechansky, Inciardi, & Surratt, 1997)。男性和女性受處遇者之間的相處模式是問題的來源，且在小組會議裡被頻繁地討論。有些受處遇者超越了友誼和性關係的界限。許多受處遇者在童年曾被性虐待，並且知道與異性的相對關係，是虐待、攻擊和操縱。雖然在特殊性別團體會議中曾討論這些問題，但是它們仍持續存在。受處遇者間的性接觸違反了計畫規定，這可能起因於TC計畫的缺失。值得一提的是，德拉瓦州監獄在2006年起，開始提供對婦女的工作釋放機會，或許能補救其中的一些問題。
伍、研究假說
以下我們來分析三個假設。
假設一：出監後，期望與其未成年子女居住的婦女，比不期望與子女共同生活的婦女，更有可能參與和完成戒治計畫。
雖然研究文獻似是而非地描述母親角色對於濫用毒品戒治是一個刺激和障礙，但我們相信，若能去除障礙，將會提高此特殊戒治計畫的成效。母親也許會因無人照料她們的子女而無心參與戒治計畫，並擔心藥物濫用的問題將會使她們失去子女的監護權。對於進入工作釋放階段的婦女，有其他人可照料他們的子女；與子女們同住，她們不會延遲戒治；而完成戒治或許是一種恢復母親角色的明確展現方式。我們對再犯者在後續期間使用毒品進行了多元性分析，假設毒品戒治的經驗沒有獨立作用，且自變項包括了被期望的母親角色；換句話說，為了讓使用毒品的母親能瞭解，期許她能生活在一個沒有參與犯罪和藥物濫用的環境中，藥物濫用戒治也許是必要的。
假說二：於後續期間，完成戒治計畫比未完成戒治計畫的婦女，較不易再被逮捕。
假說三：在後續期間，完成戒治計畫比未完成戒治計畫的婦女，較不可能再非法使用毒品，或較少使用毒品。
陸、研究分析
樣本和測量
本研究資料源自於聯邦藥物濫用機構和德拉瓦大學資助的2個研究示範專案，其中以James A. Inciardi作為主要調查人。在1990年和1997年夏天之間，德拉瓦州監獄受戒治人在離開監獄前獲得假釋或工作釋放的訪談資格，訪談涵括了毒品的使用、性行為、前科、濫用毒品戒治歷史、心理社會、精神狀態以及後續的HIV和毒品測試內容。這份資料檢視了276名女性受訪者，包括TC計畫戒治完成者、未完成者和未接受毒品戒治的女性犯罪者，在她們出監18個月後(約在完成工作後的12個月)的情況。完成問卷及提供血液和尿液樣本者皆可獲得25美元，這些受訪者皆為自願參與且她們的資料是保密並受保護的，有95%的婦女同意參加這項研究，而其中尚有85%參加了後續18個月的研究。
這些數據皆來自於訪談者的自陳報告項目。種族在此測量項目中是一個名義變項，非洲裔美國人或拉丁人計為1分，白人則為0分。對毒品使用的常用分析是由基本問題所獲得的清單中，對每一系列的毒品在入監前使用的頻率，如古柯鹼、純古柯鹼、海洛因、安非他命、天使粉、迷幻劑及其他鴉片類製劑等，依照使用的程度依序數等級從0
(未使用)到6 (一天不只使用一次)來作紀錄。除了種族和毒品使用史外，控制變項亦包括被逮捕的前科次數、教育程度和年齡等基本資料。
此分析的3個依變項是：2個分支的行為測量－復發、再犯率和後續期間毒品使用程度的連續測量。每個依變項的結合是來自於重複性的自陳報告和客觀標準的資訊。將無毒品的標準定義為，受訪者在後續期間內未使用任何毒品，並在後續期間內的任2個測試點皆呈陰性反應；在這項分析中，受訪者為曾受處遇離開工作釋放計畫後1年的婦女，若回答未曾非法使用毒品且檢查結果為陰性，那麼她的毒品使用狀態編碼為1；呈陽性反應者則會被編碼為0；這是一項保守的測量，可能無法看出戒治作用能降低毒品使用率的成效，所以，在後續期間，我們也審查了非法藥品的使用清單，其控制變項為過去是否使用毒品，包括使用相同毒品，0代表未使用，而6表示每天使用兩次以上；未逮捕的標準為被逮捕者無自陳報告，或新的犯罪者在出監後無再被逮捕的紀錄，如果沒有任何新的犯罪行為，其逮捕狀況編碼為1，若有則編碼為0。
母親責任是一個二分的變項測量，若受訪者表示離開監獄後，盼望與其18歲以下子女同住，則計分為1分，用這個測量來檢視其與戒治經驗的關聯性似乎是恰當的；另有研究文獻強調，婦女期望與子女團聚以及成為更好的父母，是毒品戒治中的主要刺激因素。由這項測量，我們得以檢視期望在出監後承擔母親責任的婦女，是否較有可能接受且完成戒治計畫，並保持在不被逮捕和不使用毒品的狀態。換言之，在此分析中，我們以母親責任及相互作用測試的主效應，來檢視這種責任對於減輕戒治是否有成效。
儘管最初是以隨機分配的方式，讓婦女到TC計畫中的戒治和未戒治組（比較組），但只針對單一因子做變項分析的可能性是極低的。某些在工作釋放計畫前後未被分配到參與戒治計畫的婦女，可能在出監後私下獲得毒品戒治方式，有不少人參加不具名酒癮和毒癮自助小組，但某些被處遇者對此計畫的參與只能維持數週，導致這個比較性實驗研究並未能持續進行，因為最初的戒治資助提前結束，並由德拉瓦州承接此戒治計畫責任。
因實驗性評估受限於上述因素，故我們提出了3個婦女團體的分析－CREST中心結業者、未完成者以及未參與TC計畫之使用毒品婦女；由於在人口統計學上的限制，我們採用回歸分析來檢視人口統計、毒品使用史與此3種婦女團體前科紀錄之間的差異性。（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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